杜钢建：箕子陈述中国第一部宪法，并创立朝 鲜

蓝色的安安

“周灭殷商后，商朝的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了中国第一部宪法（宪纲），就是《尚书》中的《洪范九筹》，这是殷商遗留下来唯一可以征信的文献。后来箕子离开周朝到了朝鲜，开创了箕子朝 鲜，建立了一个东方君子国，为朝鲜立国者，也是儒家宪zheng最早的开创者之一。”近日，在由湖南大学法学院和大同思想网共同举办的“秋风、杜钢建对话儒家宪zheng，千年学府演绎‘新朱张会讲’”的活动中，湖大法学院院长、“儒家宪zheng主义”首倡者杜钢建如是说。

　　杜钢建说，箕子与比干、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“三贤”，也就是孔子在《论语•微子》中称赞的“三仁”（三个仁人）。因为商纣王残暴不仁，且不听任何劝谏，箕子只能装疯卖傻以求自保。周武王推翻商朝后，就治国之道请教箕子，箕子向周武王陈述“天地之大法”，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根本大法，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，即“洪范九畴”。中国渊远流长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是首次在这篇文章中提出，箕子因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哲人。

　　箕子在殷商时不得其志，不行其道，作为殷商旧臣又不愿为新周朝效命，于是率领商朝五千遗民，“违衰殷之运，走之朝鲜”，在朝 鲜建立东方君子国，是为“箕子朝鲜”，传国千余年，比周朝历史还长。其流风遗韵，至今犹存。

　　到了隋朝，日本圣德太子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糅佛家思想，制定了日本最早的宪法，即《宪法十七条》，这是儒家宪zheng在日本的体现，这种儒家宪zheng传统也影响到了今天的日本，日本很多首相都熟读中国儒家经典。在中日佛教界，均认为圣德太子的前世是南岳衡山的惠思大和尚，因而日本的宪法与湖湘文化也渊源很深。

　　“儒家宪zheng”概念提出后，引起了学术界争议。很多人问：中国古代有宪法吗？如有宪法，是否有宪zheng？儒家如何在宪法中发挥作用？杜钢建认为，当下中国以西方学术标准为自己的标准，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宪法，这是中国法学界的悲哀。中国古代宪法是什么？就是儒家宪zheng的宪法制度、宪法文献、宪法思想的表现。一个巨大成熟和高效运转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宪法呢？

　　杜钢建指出，中国的第一部宪纲是《洪范九畴》，条文精简而思路清晰，箕子将中央各部门划分为“司空”、“司徒”等，后传入朝鲜。中国第一部宪典是《周礼》（又称《周官》），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，规定了国都之神圣、规范了地方制度，以及六官、阴阳等，影响千年。作为这部宪典的创立者，周公制礼作法，为周朝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。箕子和周公是儒家宪zheng两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人物。

　　杜钢建在演讲中提出，儒家宪zheng主义包含“仁”“义”“恕”“政”四道，分别是现代的人权、抵抗权、宽容、宪zheng制度的源泉。具体的宪zheng制度，主要包括以儒家贤人制度为根基发展而来的代议制、依法执政的法治宪治。言及西学立宪主义，他认为儒家宪zheng主义并无过大区别，本质目标相似。在论述了君主制、贤人政治、多人执政等多种执政模式后，他指明古代周朝已经实践了两权两极的共和制度。而古代中国的贤人政治，就是一种代议制。

　　早年浸淫西方自由主义的秋风，近年回归儒家文化，极力倡导“儒家宪zheng”。在讲座中他提出，儒家思想长期以来被扭曲、误解、棒杀，而实际上儒家思想构建的不是专制，恰恰相反，儒家政治思想与现代{词语被屏蔽}政治理念相吻合。比如孔子说，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，这是以政令治理国家，以刑法整顿秩序。而儒家向往的是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为政治注入价值理念和道德理想。而中国古代的礼制，本质上就是宪zheng，虽然中西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一样。

　　秋风提出了“一个惊世骇俗的想法”：董仲舒是个宪zheng主义者。在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，秋风认为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政体，“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”的共同治理的体制。汉武帝时期形成的“中朝”与“外朝”之分，其实是“皇权”与“执政权”之分，就像君主立宪的日本，他们讲“公府之争”。

　　秋风指出，近代的清末立宪，其实也主要是儒家的士绅推动的。儒家可以顺利地接受西方宪zheng理念和制度，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 命，短短十几年时间，就基本完成了宪zheng政体的构建。开国会、地方自治，正是儒家绅士们把他们已经行使了两千年的自治性权利予以正规化。

　　儒家宪zheng的未来如何？秋风认为，中国十六大以来，提出了“和谐”的理念，提出中国共chan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，这都为儒家的回归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变化就是儒学的复兴，儒家已成为左、中、右各种思想派别的共同底色。中国儒家宪zheng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各种优秀制度结合的理想方案之一，也将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人的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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